“孩子们都离开农村了，乡村还需要学校和教育吗？”

“乡村教育真正的功能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

这些直击真实社会问题的发问，来自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桂馨基金会）秘书长樊英，也贯穿了桂馨基金会发现真问题、探索有效公益的道路。

桂馨基金会秘书长 樊英

1.做有根的乡村教育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第四天，康典和刘桂夫妇联系了从灾区回来的樊英，商讨为灾区孩子做点事情。很快，康典和刘桂夫妇在北川中学建立了“桂馨书屋”。之后，他们夫妇确定在北京创办一家关注乡村教育的基金会。

康典是知名的金融家，曾任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他和夫人刘桂，曾在陕西下乡做知青，当过乡村教师，事业成功之后做过长时间的公益助学。樊英，与他们因公益而结识。1997年之前，她先后在大学、高中教书，一次在湖北长阳县西坪小学的走访，让她开始走入教育公益事业。1997年到2007年，作为美国惠黎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人员，走访过近千所乡村学校，一直负责乡村公益项目的策划与落地执行。

他们一拍即合，2008年11月，桂馨基金会成立。但是面对乡村教育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到底该怎么做呢？

1997年，第一次接触乡村教育的樊英，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秋风萧瑟，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用塑料布蒙着的窗户呼啦啦响。门后堆着山一样高的土豆，这是老师和孩子的口粮。屋子的一角是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

更让她感到难过的是这之后的十年间，乡村普遍“离农弃农”现象。

时任惠黎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的樊英，在乡村执行公益项目的过程中，见证了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下，农村逐渐涌向城市。乡村里的人走了，乡村教育也在丧失自己的根基。

樊英走访过上百所学校，所到之处大家都说，“孩子要离开农村，就算是出去打工都是好的”。她看到一些生活艰苦、怀揣教育理想，但无力对抗现实的乡村老师，还有在盛世浮躁中自卑、沮丧、找不到方向和自我价值的乡村老师。她得出这样一种悖论：坚守在一线的乡村老师和孩子们的家长一样，培养孩子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离开农村。

樊英用“破败”来形容那个时代的乡村。而对那十年的乡村教育，也因为乡村文明的流失而没有了生机。1997年，她去过山西的一所乡村小学，当时有160个学生上课。2011年，樊英再次走访，发现那里只剩下六个孩子，一个女老师带着这仅有的六个孩子，在一间破败不堪的窑洞里上课。同一所学校在十年间竟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樊英倍感震撼。

樊英在四川古蔺硐坝小学

在这段迷茫期，她遇到了南怀瑾。

2010年，樊英有机会拜访南怀瑾老师，并参加他在太湖大学堂举办的培训班。在此后的时间里，樊英得以向南怀瑾请教学习。“有几次和南老师同桌用餐，南老师喜欢听我讲乡村孩子和老师的事情。他一边听，一边跟周围的人说，你们要帮助樊英做公益。”

南怀瑾注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教育，强调文化与教育的紧密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人格教育，这些观念深深影响着樊英和桂馨基金会。

之后，樊英对乡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不同于城市里的水泥钢筋，乡村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传统习俗，生活在乡村的孩子们，有着得天独厚亲近大自然，感受乡土文化的机会。

要让生活在乡村的孩子们去了解乡村的价值，既能向下扎根又能向上生长，这是一种有根的教育；既有文化与乡土认同，又有融入世界、改变世界的勇气，这是一种力量。

从2008年成立，到2013年，桂馨基金会在“第一个五年”，逐步找到自己的定位：做乡村教育的陪伴者，倡导适合乡村孩子的教育。尊重乡村孩子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规律，在育人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上体现乡村教育特色。

桂馨基金会关注乡村儿童和教师，专注乡村儿童阅读、青少年科学教育、艺术教育和乡村教师成长的支持工作。基金会通过系统化的公益项目和服务，培养儿童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艺术素养，支持乡村老师成为更有力量的人，进而坚固乡村教育的基石。

桂馨基金会阅读项目

2.坚守“小而美”的乡村公益DNA

2014年，桂馨基金会步入发展的第二个五年。此时，公益行业经历一次非公募基金会转公募基金会的热潮，桂馨基金会身处其中，迷茫、纠结过。

在发展之初，基金会的理事明确要发展两类长期合作伙伴，一类是针对爱心人士、爱心家庭、小群体的桂馨之友；另一类是针对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桂馨之翼”。

“你会发现身边很多基金会都变成公募了，你也会很心动。”樊英对《社会创新家》说。2016、2017年，与桂馨基金会同时期成立的基金会都在转为公募，主管部门也找到桂馨，希望他们转做公募。

到底要不要变？

如果变了，公募基金会可以向互联网等公众渠道公开募捐。面向公众募集资金，筹款的规模可能就大了，筹款规模扩大，势必带来项目数量、规模、甚至行为方式模式和团队规模、管理模式的改变。

“教育是个慢活儿，孩子的成长、教师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等待。而桂馨所做的项目，执行和成效也需要循序渐进和符合规律的节凑。有些时候，需要一千元费用解决的问题，丢进去一万元，边际效益是递减的。”樊英对《社会创新家》说。

桂馨基金会理事会对此做了三次讨论，最终选择坚持非公募基金会的定位。

桂馨基金会的创始人大多有过下乡经历，他们懂得，农民种地不能揠苗助长，要给它施肥、除草，要按节气，慢慢成长。乡村公益行动也是一粒种子，要在适合它的环境和条件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能着急。桂馨基金会做公益项目也是如此，不着急，不气馁，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情，创造条件，帮助老师和孩子们成长。这是桂馨基金会一直坚守的原则和初心。

桂馨基金会做乡村阅读项目，从最初的单个学校到一个县域内连片的学校。桂馨关注教师个人的成长，从日常生活到职业认同和工作能力的提升。各种关爱和培训随着项目深入，逐步增加。项目实施五六年之后，当地的老师会自发地组成阅读联盟。从一个乡镇到整个县域，那些原本不相识的老师，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和阅读活动走到一起，组成学习共同体。

“在若干年的期待中，惊喜的发现，那些你熟悉的老师们变了。他们变得快乐、自信、主动分享，更加积极进取了。这大概就是公益项目不断投入，持续支持的结果吧。”樊英说。

桂馨基金会有一群具有共同理想和价值观的理事、监事、捐赠者、志愿者、合作伙伴和全职员工，大家认同和坚持“小而美”的公益理念。专业专注，勤奋务实地把工作做细做好。桂馨基金会的理事会希望做乡村教育陪伴者，陪伴乡村儿童与老师慢慢成长。

桂馨艺术课堂音乐项目

3.解决乡村教育真问题

“公益组织看到的很多问题，可能不是真问题。”樊英从桂馨基金会14年的项目经验中总结。

桂馨曾经在贵州山区县遇到一件事情。

此前很多年，当地小学老师不需要坐班。后来县里要求老师坐班。对此，老师们有很多怨言和不满。他们认为教育局此举让他们失去了幸福感。

于是，当地教育部门跟基金会商量，希望基金会能帮助老师解决幸福感的问题。

在基金会走访老师的过程中发现，坐班不过是老师们不满情绪的一个借口。究其根本，是老师们对自己职业和工作的认同存在很大的偏差。长期工作在乡村学校，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老师既要管孩子们学习，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工作辛苦，收入不高，还缺少社会尊重。老师们身心疲惫，内心难以燃起教育的火焰，行动自然受阻。

针对当地乡村老师职业认同感低的问题，基金会在北京寻找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团队，赴贵州对该县老师做相关培训和工作坊支持。同事带领当地老师出省访学，在与其他地区老师的交流互动中看到自己和工作生活中潜在的各种可能，从而找到内心的方向和力量。事实是，老师们在经过了持续的培训、学习和交流后，慢慢地改变了。

桂馨基金会教师赋能培训

桂馨书屋是基金会成立之初便确定的核心公益项目。这个项目的初期只是一个朴素的愿望，帮助缺乏图书的孩子读到好书，帮助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和能力。所以，一开始只是给乡村学校捐赠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图书。之后协助乡村小学建立阅读制度，保证孩子们能够持续阅读。

项目持续一段时间后发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发现孩子们不能很好的阅读，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阅读，体会不到阅读的兴趣和快乐。于是基金会调整阅读项目的策略，在捐赠优质童书的同时，增加对教师的阅读培训。

基金会通过把阅读专家请到乡村学校，再把乡村老师请出来访学、交流，参加阅读论坛，学习阅读推广的方式方法和带领学生阅读的措施行动，提升教师的阅读水平和能力。

乡村女老师是基金会重点关注的人群。在工作发现，一些有孩子的女教师，她们更愿意把培养自家孩子阅读的经验，移植到自己学生的身上，同时也更愿意分享这些经验给身边的同事，让大家把经验带到学生们中间。

从五千元到二万元再到五万元，桂馨书屋的项目计划在不断调整优化。发现乡村教育真实需求，公益项目顺应变化，解决真问题。

如何摸索他们的真实需要？樊英认为没有捷径，必须在一线摸爬滚打。

“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清楚他们的喜悦和困苦，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愿望。”樊英说。桂馨的团建和培训一般在乡村举行。同时，樊英也鼓励志愿者和机构执行人多去乡村走访观察，靠不断的积累和与磨练，达到知行合一，做向下扎根的乡村公益。

做了25年公益，樊英经历了中国教育公益事业从萌芽到发展的艰难过程，见证了中国乡村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挣扎发展，也深刻体会到了教育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社会的价值。

“经历了这些年的实践历练，内心是一份踏实与笃定。相信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公益都是社会的温暖。”樊英分享到。